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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“大编”:新华社同事追忆徐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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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徐勇走的那天,他没来得及改我的稿子。


      去世前一天,他改我一条短稿,成为给我的临别礼物。我写“仅仅1个小时后就匆忙离场”,他删去“仅仅”“就”。我把编辑系统里的留痕模式印在脑中,此生不忘。除此以外,再说什么都是多余。


      徐勇是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灵魂人物,是我们的师傅。被他训得羞愤欲死、骂得肝胆俱裂,谁还没有过?编辑说写写他的业务洁癖、工作作风,可我怎么敢写呢?总觉得没有一个句子配得上他的纯粹和精准,就像他如往常一样站在背后看我们敲字,不时“哼”一声冷笑,再看几句便要大声咆哮起来。对不起,删去“大声”——咆哮不会小声。


      徐勇常挂在嘴边:“肯干比能干重要。”做事全力以赴,何尝顾惜此身。


      有人说徐勇有文字洁癖,这我不知道。只知道:是就是是,否就是否,拒绝含糊,拒绝废词。“富婆”绝不说“女富婆”(你听说过“男富婆”吗?);“河上漂死鱼”绝不说“河上漂着鱼的死尸”(还“鱼的死尸”?你想干嘛?);报道坠机事件时,“机上乘客”删去“机上”(有“机下乘客”吗?);“某地某时遭遇爆炸袭击,造成2死4伤”,删去“造成”(语义清晰,何必啰嗦?);“中枪”?(你确定不是“中弹”?);“透露”?(玩什么故弄玄虚,难道不是正常披露信息吗?老老实实改成“说”)。


      徐勇教我对文字不能轻慢,每个字都有含义,想清楚再用。“某国总统某日宣誓就职”,想也不想就写“宣誓就职”么?真有一次,牵涉某国政坛角力,我们敏锐捕捉到只有“就职”却无“宣誓”,种种暗流涌动蕴含在一词中。


      读到稿中“匿名消息人士”云云,他叫我们思考:真是匿名人士么?记者必定知道消息人士身份和职衔,否则怎敢以不靠谱之人作为消息源?于是改成“不愿意在媒体报道中公开姓名的某国官员”,精准。


      徐勇不许我们想当然。总要去源头(source)核实,拒绝二手消息。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已发稿,也不许作为依据,仍要回归源头。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,甚至连源头也不盲信——别人出错,不是我们出错的理由。


      我在埃及中东总分社当过两年英文编辑,没敢忘记他的训诲。有一次处理某分社发回的英文消息稿,提到某地震所在城市和经纬度。我去核地图,发现经纬度坐标位于红海,并非稿中所提人口稠密城市,可见两者必有一个写错。我追问当地雇员,答曰城市和经纬度这两个信息均援引自该国地震局网站。然而,地震局写错并不是我们写错的理由。继续寻找真相,直到确定无误。


      徐勇要求大家保持专业精神。比如,文中第一次必须用全称,“贝拉克•奥巴马”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”等,后文才可简称“奥巴马”“北约”。他执着到连“超市”首次出现也用全称“超级市场”,好吧。


      我们跟他学习:力求精准,不计代价。今年报道巴黎圣母院大火,有一个细节是“spire”倒塌,我在稿中译作“尖塔”倒塌。后来有报纸用户询问,其他稿件称“塔尖”烧毁,到底是“尖塔”还是“塔尖”?我早做足功课,答复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《蝇王》作者威廉•戈尔丁写过一部小说“The Spire”,中文译名《教堂尖塔》,又详述其建筑特点,证实区别于“塔尖”。几天后,徐勇见我时颇有称许。不记得他的原话,大意是:理当如此。


      徐勇讲究品位,爱送大家CD和鲜花,自诩“old school”(老派)。他喜欢Josh Groban、Hayley Westenra、Roberta Flack、James Blunt……组里的年轻人谁没听过他分享歌曲《Wind Beneath My Wings》《You Raise Me Up》呢?


      我后来渐渐体会到,他所追求的格调和胸怀,对写稿有何等深刻影响。先做人,再做事。不知道的人只看到他对稿件吹毛求疵、精益求精,却不知他始终在意的是人。人之为人,人比事重要。满腔热诚,满腔悲悯。于是明白,这样一个痛恨废字的人,当年为何没把我一篇稿件中“狗狗”删成“狗”。那是喀布尔分社遇袭时,记者张宁在前方连线口述、我在后方记录,提到爆炸现场“一只小狗狗”。徐勇编辑时愣了一下,没有敲删除键。


      新闻追求速度。徐勇催逼下,我老早知道写稿标准:30分钟内写三五百字,1个半小时内完成千字稿。时效压力下,新闻稿不容我们像作家一样从容斟酌,慢条斯理。每条稿子,都是在有限时间内匆忙赶出,都火急火燎得没时间喝水上厕所。徐勇教会我们,在有限时间内尽最大努力;一旦发稿,便不再懊悔纠结,为某个瑕疵而百爪挠心,只要下次再拼尽全力,就可以了。


      所以,这两幅画面都真实:徐勇破口大骂,把我们训得痛哭流涕;他柔声劝慰,说“知道你尽力了”。


      徐勇的悲悯,除了捐钱助人之类,同样藏在稿件里,藏得有些深,要细品才知。我上学时爱写得晦涩难懂,入职后才知写得“够简单”才是高手。往往素材越难、事件越复杂,需要作者多做几倍功夫,自己吃透,才能写得让读者“读得容易”。徐勇教我们,这是为人做事的态度。


      徐勇总鼓励我们写稿分小标题,那是出于对报纸用户的服务意识,方便报社编辑剪裁、重组,也方便读者一目了然,脉络清晰。


      采写国际新闻,忌讳生硬翻译。中西文化差异,语言习惯不同,关注点迥异,徐勇教我们按照中文写作习惯、逻辑思路采写稿件,遇到某些舶来词不吝多介绍几句,交待清楚,总要让人读得明白,否则就是作者自娱自乐。


      有个例子是“great”。英语世界张嘴闭嘴用这词,我们若统统译作“伟大”,徐勇便嗤之以鼻:世间有多少人或事当得起“伟大”一词?读过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(The Great Gatsby)么?更多时候,外国人口中的“great”是指“了不起”。


      跟徐勇干活,慢慢学会用巧劲儿。背景材料不要堆作一团,可以打散后穿插全文,犹如穿针绣花;直接引语善加利用,如何放置在文中各处以增现场感和兴味;每个字、每个词皆有作用,想清楚为何写、如何写,哪有废笔?


      徐勇所教太多,我匆匆几笔怎写得完呢?最后,讲一件趣事。当年,我们故意设计一个句子打算气徐勇,妥妥的是“琼瑶style”:“让我告诉你,我是爱你的。”前半句是废话,可删;后半句“是……的”是徐勇最痛恨句式,想象着他一边咆哮一边删成“我爱你”。设计归设计,终究没敢对他说。


      徐勇走后,悲伤袭来,纪念他的文章铺天盖地。感谢新华社国际部法文组刘锴,他在《品味——写给徐勇》文末,终于把那句话对徐勇说了。


      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
      作者:杨舒怡

2019年12月7日 19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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